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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创世大发2024-04-11 17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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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王朝更迭时，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？(2)******

到了隋朝，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，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，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，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，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，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，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（583），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，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，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，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（北齐）、五行大布（北周）、永通万国（北周）等钱，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，开皇五年（585）以后，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，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，从而保护钱文，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，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，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，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，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，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
唐宋货币，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，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，以五铢钱为典型，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，而唐朝开始，钱币改称“宝”，如通宝、元宝，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，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，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
如前文所述，钱上铸年号，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，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，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（621）七月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“径八分，重二铢四累，积十文重一两，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（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）从此，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，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，唐人有“钱者通宝，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，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，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，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：“其词先上后下，次右左读之（即直读，开元通宝）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（即旋读，开通元宝），其义亦通，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，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，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，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，然而，两晋南北朝以降，钱文的读法为直读，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，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
开元通宝，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，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，从字面意义上讲，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，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，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，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
唐乾封元年（666）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，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，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，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，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，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，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，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：“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，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，东至今朝鲜、日本，西至今阿富汗境内，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，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，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，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，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；而唐代武德四年（621）起用开元通宝钱，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：“自汉至隋，惟五铢之法不可易；自唐至五代，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（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）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，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，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，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，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，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，变的是上面的年号，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，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，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，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，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，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，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，明代流通的铜钱中，明钱只占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是唐宋钱，就连私铸，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，在福建漳浦县，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，七年八年用元祐钱，九年十年用天圣钱，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，后至北方，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，质精且多，被称为“好钱”，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，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（《五杂俎》）看上去，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，什么都用，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，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，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，市场上铸币芜杂，轻重不一，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，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，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，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，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
铜铸币之外，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，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，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，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，人民生活困难，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，进一步滥发钞票，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，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，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，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，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明朝初年，也仿照元朝的做法，用钞不用钱，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，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，宝钞并不通行，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，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，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，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，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
清军刚入关时，允许明钱流通：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，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，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，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，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，或许与此有关。
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，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馀准废铜输官，偿以直，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，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，通令天下，限三月期毕输，逾限行使，罪之。”就是在说，清朝在稳定之后，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，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
然而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，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学士徐乾学上疏，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，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，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，“自汉五铢以来，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，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，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，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，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，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，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
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，但其重点打击对象，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，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，货币种类日益繁多，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，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，铸造新的“铜元”，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

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重庆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：答好“乡村两问”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******

　　中新网重庆2月3日电(王婷婷)重庆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，总人口85万人，是特色旅游县、重点移民县，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节点城市，成功创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县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区、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、国家园林县城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丰都落实“四个不摘”要求，持续巩固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成果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，建设宜居宜业、景美人和的美丽乡村。新春伊始，记者跟随由中国新闻社重庆分社、丰都县委统战部主办的“同心共绘乡村‘兴’风景——聚焦重庆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”主题活动走进重庆丰都县，专访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，如何答好“乡村两问”，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。

　　坚持问题导向大力培育“新农人”

　　根据2022年丰都县对人口流动摸底显示：过去10年丰都县每年约有1.5万人进城落户，其中近1万人去了县外，有26.5万人在外面打工，留守儿童较多；农村80%为“三留守”人员，在家的“一老一小”有心无力，在外的力不能及。“90后”“00后”基本不会种田，振兴乡村力量不足，未来发展后劲缺失是最大的难题。

　　“现在靠谁来振兴乡村？今后靠谁下田种地？”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表示，乡村振兴根本在于人才振兴，将坚持“三个导向”，即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答好“乡村两问”，把丰都建设成为丰都人民喜欢的样子。

　　“未来丰都的总体思路是：突出‘小巨人’抓工业，突出‘新农人’抓农业，突出‘年轻人’抓文旅，突出‘带头人’抓党建。”张国忠称，“新农人”很顽强，只要有一点生长条件就活下来，只要给一点帮助就活得好，相比于大型企业比较灵活，更容易克服自然风险、技术风险、社会风险，因此“新农人”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。

图为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种植油菜彰显梯田资源特色。　重庆丰都县乡村振兴局供图

　　为解决谁来振兴乡村难题，丰都县开展“心回家、人回乡、力回引”服务，鼓励在外地的丰都商会动员有条件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，为有意愿回乡的大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。同时，通过建立产业互助会，以“新农人+村集体+农户”方式振兴乡村。在当地政府支持下，新农人侯俊、王合兴的农业项目已投资7000多万元，带动4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。

　　“以前的‘新农人’是靠自己的感觉、经验和资源，凭借一腔热情和情怀，有很多信息不对称，经验和资源缺乏。成立新农人互助会以后，把大家集聚起来，推动资源共享、信息互通，实现抱团发展。”张国忠说。

　　张国忠表示，要把培育“新农人”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，实施“新农人”培育提升行动，筹建“新农人”专项资金，打造“新农人”会客厅，组建“新农人”服务团，建设“新农人”学校，不断完善“新农人+村集体+农户”乡村产业发展机制。

　　目前，丰都县727户“新农人”扎根乡村，组建起新型农业经济组织310个、联结农户2.2万户7.8万人，他们带去新技术、新模式、新理念，重新擦亮了“农二代、果二代、养二代”的身份标识，激发出了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。

　　坚持“农民主体” 推动乡村两大目标建设

　　“丰都确定了乡村建设的两大目标：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，让村庄成为农民喜欢的样子。”张国忠说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丰都没有采取“大包大揽”的方式，而是坚持“农民主体”，充分征求农民意见，尊重农民意愿，动员群众参与，把广大农民积极性激发出来，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家园。比如，在实施现代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建设中，完善自下而上的项目申报机制，通过村民代表大会、“一事一议”等，由农民提出项目需求，确保政府建的是农民想要的；通过以工代赈、投工投劳等，让农民参与项目建设，避免“干部干、群众看”。

　　“乡村振兴包含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三个方面。”张国忠称，乡村治理其本身是乡土社会的治理，而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，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最后兜底单元，为此丰都县提出了“党建为魂、家庭为根、组织为本”的理念。

　　“家庭为根”如何体现、怎么去做，是个难题。“我们认为，基于家庭的传统文化是最本质、最恒久的力量。我们在分析丰都社会文化时发现，孝善文化是丰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。把孝善文化作为丰都基层社会每个人、每个家庭的共同价值理念传承下去，是解决目前丰都家庭建设问题的根本举措。”张国忠说，丰都县有26.5万人在外面打工，“一老一小”问题成为解决家庭建设问题、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突破口、一个切入点。

　　如何解决？丰都县以会促会、组织家长、选好会长。在农村发展农民工工会，目前已经发展了28个农民工工会组织，有1.7万名农民工工会会员。通过这部分人把家长组织起来，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情况下，引导他们自愿组建家庭教育互助会，选好会长，选好“轮值家长”，真正让家庭互相帮助。

　　建“大家”为小家、伸大手牵小手。在城市划小网格、划小自治单元，在农村建村级大院、乡村书院，建好“大家”带小家。同时，伸大手牵小手，家里的人帮在外打拼的人，你在外面安心打工，我在家里给你看孩子。

　　张国忠表示，乡村治理的丰都做法，是把家庭教育互助会这个点放大，有效地把乡村、家庭、农民组织起来，推进乡村建设。目前，丰都各乡镇已建立家庭教育互助会41个，覆盖2058个家庭2432名留守儿童，2022年暑期儿童溺水事故“零”发生，很多孩子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，在外打拼的人员也能安心工作。

　　“丰都是传统农业县，建设现代化的美丽丰都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。”张国忠说，丰都将围绕答好“乡村两问”，全力抓好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，真正将丰都建设为丰都人民喜欢的样子。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巫邓炎）

[责编：天天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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